电梯门合上了。
开电梯的胖姑娘揿了一下有“10”字的方钮,方钮亮了。能感觉到电梯在向上移动。胖姑娘懒洋洋地坐在操纵盘下的电镀椅上,看报纸上的影剧广告。
好,只当胖姑娘不存在。
她望着他。一刹那间,她觉得世界上只存在着她和他。
他微笑着。他的头发花白了,但仍旧那么丰茂。他额头、眼角、耳边的纹路,细碎而明显,但他的面庞总体来说还是那么神采奕奕。他腮帮和下巴的胡子尽管刮得非常干净,但留下了一片均匀的淡墨染出般的印迹。他的喉结仍是那么尖锐结实。
她把眼光移开。她受不了他那双眼睛里射出的光,那并不是谴责、嫌弃、轻视、怀疑的光,恰恰相反,那眼光里充满了宽容、关怀、尊重、信任。唯其如此,她受不了。
电梯在向上移动。
她和他是在人行道上邂逅的。
她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最近报纸上还登载了一篇记者的专访,附有他的照片。近两年来,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刊上。有一回电视里还出现了他的大特写,并且有他一段录音讲话。她痛楚地意识到,这正是他。
他也一眼就认出了她。虽然她老了许多,而且消失了昔日的活泼,但是她的轮廓,她走路的姿势,还是使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。他遇上她,内心里涌动着真诚的快乐。
他就住在前面新建的高楼里。他邀请她上去坐坐。她答应 了。
我们都感到有许多话要谈,但是他们一时又并没有说什么。进了电梯,他们只是相互微笑地对视着。
她望着电梯一角的电话。电话机是鲜红色的。
那号码盘在旋转吗? 她眼里浮出了一朵鲜红的西番莲。是的,当他们都在大学里读书时,他们的宿舍楼前面,的确种得有许多的西番莲。是盛夏,柳树上的蝉儿一声声地长鸣着。静静的中午,她溜出了宿舍,穿过暗魅魅的走廊,拐弯,下楼,出楼……呀,满眼白晃晃的阳光。
世界成了一张漏光的胶卷。刺眼的白。
要等到她在湖边的那个隐秘的角落里寻到他时,眼里才能重新充满律动着的线条和色彩。
一球蒲公英。他放到她的嘴边,她尖起唇儿吹了,噗、噗、噗,绒毛儿逆光飞散,闪着银斑。有一根淘气的绒毛飞回来迷了她的眼。她偎在他的怀中,该他尖起唇儿吹了,噗、噗、噗,她轻轻地笑了,睁开流泪的眼睛……
世界成了一张雄健美丽的脸。脸上写着一个字:爱。
……电梯停住了。是五层。进来了两个小姑娘,中学生。
电话机为什么要搞成鲜红色的?
电梯继续上升。
“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?”
她知道他得问这个。
她却并不需要问他。他自己写过文章,发表在一份发行量极大的杂志上。还有记者的专访,对某些细节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还有一篇小说,是个二十几岁的新起作家写的,那主人公分明是以他为模特儿的。她读得很仔细。
他是受难者,是蒙冤的天才,是韧性的勇士,是幸运的强者,是无数青年祟拜的诗人。
而她呢?
“非常简单。我从大学提前退学以后,一直在一个机关的总务科当职员。”
“你为什么提前退学呢?”
“理由是家庭生活困难。”
“这是全部原因吗?”
“当然不是。自从你被戴上帽子,勒令退学送去劳动教养以后,我就觉得上大学没有什么意思,特别是学我们那个专 业……”
沉默。
电梯又停了。两个女学生走了出去。好。
电梯门斯斯文文地合拢来。
电梯继续上升。
那个二十几岁的新起作家写的那篇小说,使她深深地激动,也使她深深地失望。
激动,是因为那个男主人公。的确像他。他当年的那些诗句,今天回忆起来,依旧火辣辣的,可以使卑鄙者发抖,使懦弱者振作。
失望,是因为那个女主人公。不曾存在过那样一个人。她在高压下背弃了他?她在自责中沉沦?倘若真的如此,世界和生活就都还算单纯。
依旧是盛夏,柳树上的蝉儿依旧一声声地长鸣着。依旧是静静的中午,她溜出了宿舍,穿过走廊,拐弯,下楼,出楼……呀,满墙斑斑驳驳的红纸绿纸。
世界成了一张涂写得乱七八糟的大字报。看不懂。
她追到校门口,那辆运送他们的大卡车已经开动了,扬起一些尘土。
她看到了他的后脑勺。那使她生出无限爱怜的后脑勺。这后脑勺没有向前拉直,也没有向后旋转。
她知道他不会怨恨她。没有人知道他和她的特殊关系。没有人要求她特别为他表态。自从事态明朗以后,他没有找她,她也没有找他。
蒲公英的绒毛儿逆光飞着,旋转着,升沉着,远了,远了……
她告别了那个后脑勺,告别了她隐秘的初恋,告别了对世界的天真的看法,告别了温柔和羞怯。
她努力忘掉他。她也的确曾经几乎忘掉了他。
什么在响? 哦,是电梯顶棚上的风扇。
什么在响?哦,是银行里的算盘。
她的丈夫,一个浑身都显示着与世无争的会计,当年正是在银行里,搓着手,谦恭地微笑着,由介绍人介绍给她的。当时环绕着他们的气氛,就是一些不紧不慢的算盘声。
她丈夫中等身材,站在高个子面前不会使高个子尴尬,站在小个子面前也不至于使小个子惭愧。她丈夫体躯清瘦而不干瘪,五官端正而不俊秀。那是个谨小慎微的好人。
“小点声,你小点声……”丈夫时常望着与邻家之间的隔墙,提醒着她,“小声点好。”
五八年,银行里和学校里都补划了右派。丈夫买回来一罐臭豆腐,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搁到瓷盘里,压低嗓门对她总结说: “少提意见,少发言,别得罪领导,别管闲事,别胡思乱想……”他就用那臭豆腐下酒,嘬着滋味,害怕,然而满足。
六○年,人们都听说了关于彭德怀的事。丈夫带回一包蜜枣来,珍惜地一颗一颗地摆到瓷盘里,对她的小声询问和议论只是不住地摇头,最后抬起眼睛,可怜巴巴地哀求她说:“咱们没听过传达,是不? 咱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该议论,是不?”他递给她一颗蜜枣,提醒她吐核时要小心——那枣核两端非常之尖,弄不好会刺破嗓子眼的。
……他们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。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。在十年大动乱当中,他们没有被抄家也没有去抄别人的家,没有被揪斗也没有揪斗过别人,没有下干校也没有被扣发过工资,既不是“保皇派”也不是“造反派”,甚至也不是“逍遥派”,因为他们没有一天敢于不去上班,他们服从一切人的领导:文革委员会、工作组、红卫兵司令部、军宣队、工宣队、革委会、“新党委”……他们随着大多数人挥动红宝书,呼口号,家里该挂什么像时挂什么像,该摘什么像时摘什么像……
只有一点没有变,就是他们居住的那间小屋。只有十四平方米。从女儿出生到送女儿去农村插队,从女儿从农村回来到分别当了售货员和售票员,一直是那么狭小,那么低矮,那么潮湿,那么陈旧……
然而这电梯是新崭崭的。
他如今天天享用着这新崭崭的电梯。
他曾经连十四平方米也没有。他曾在冰天雪地里受过苦。他曾只穿条裤衩,在地层深处抡镐刨煤。他曾满身虮虱,并被人看作形同虮虱之物。他曾有过小小的起复,接着又陷入更大的沉落。他行过万里路,他读过厚厚的一大卷生活之书。他曾大声哭过,他也曾大声笑过。他在最沉沦的时候,也曾获得过同情与信任;他在最痛苦的时候,也曾保持着坚韧与希望。人们始终记得他。他也始终没有失去自我。
当他重新回到诗坛上来时,老读者毫不犹豫地向他欢呼,新读者即刻便记住了他的名字。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:“累累的创伤,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,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,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。”他战斗过,他经历过苦难,他的生命便获得了崭新的价值。
然而她呢?
蜷缩着,像一只钉螺。她保全了自己,然而,没有伤痕的生命是一个软体。
现在,她站在他的面前。
她避开了他的眼光。
她的眼光落到他的脚上。
哦,他穿着一双皮鞋。
她的丈夫也有一双皮鞋。那双皮鞋小心翼翼地穿了十二 年。
满屋子是搬移过的箱子、纸盒。
她问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
丈夫永远是和蔼的:“找那剩下的半管鞋油啊。”
“我记得剩下的不多了,已经不是半管。”
“不是半管,也是鞋油啊。”
“难道你要翻遍全屋,非找着它不可吗?”
“尽量找吧!”
“再买一管不行吗?”
“不用,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,慢慢找吧。”
他没有雄心,没有壮志,没有理想,没有抱负,没有气魄,没有情趣,没有想象力,也没有求知欲,甚而至于连脾气也没有。他上班机械地完成工作,下班就闲着,为了消磨这闲着的时候,他便细细地烹一条鱼,慢慢地擦一口锅……乃至于极为耐心地寻觅一管失落已久的旧鞋油。
然而她曾经……怎么说好呢?也算是爱吧——爱他的安全。确确实实,他是安全的。
鞋。皮鞋。皮鞋在路上行走。很宽的路。许多的鞋。移动的鞋。迈进的鞋。蒙着尘土的鞋。破裂的鞋。
“你怎么了?”
“没有怎么。”
“坐不惯电梯吗?”
“对,坐不惯。”
“你这些年没怎么受苦吧?”
“没。”
“那好。”
“不好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灰色的。不,简直就没有色彩。”
“怎么?”
“人总得追求真理,追求光明,追求幸福……”
“你不幸福吗?”
“不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应该是这样。你们这座楼,在今天的中国,应该算是座幸福楼了吧。住着你这样的诗人。住着苦尽甘来的老干部。住着睡过牛棚可是忠心耿耿的科学家……应该先让你们住这样的楼,我们是不配的……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不是我们天性平庸。我们是给吓傻了的……”
“吓傻了?”
“可不。我看见了你的后脑勺,可是我没有追着喊你……”
“喊我?”
“喊你。告诉你,我等着你。”
“那你得付出多高的代价!”
“可我现在付出的比那还高!”
“……”
“我这并不是悔恨。首先应当悔恨的,是把我和我丈夫这样的人吓成庸人的人……”
“十楼到了。”
电梯门客客气气地开启着,终于开至最大。
他走了出去,等了等,转过身,惊异地望着她。
“我不去你家了。”她说。又对那胖姑娘:“请把我送下楼。”
胖姑娘愣着。
他径直望着她的眼睛。
蒲公英。噗、噗、噗,蒲公英的绒毛逆光飞动着,闪着银斑。绒毛旋转着,升沉着,远了,远了……
“我不去你家了。因为,该说的我都说了。”
“可我还有该说的没说哩。”
“我会从你的诗里读到。再见。”对那胖姑娘又一次重复:“请把我送下楼。”
胖姑娘揿方钮。电梯门缓缓地关上了。
电梯迅速地下降。
她闭上眼睛,倚在电梯壁上。
开花的原野。一球蒲公英。又一球蒲公英。一球又一球的蒲公英。风吹过来了,腾起,腾起,腾起。蒲公英的绒毛向四面八方飞动着,飘升着,旋转着……
1980年7月18日写于垂杨柳
(原载《文汇增刊》1980年9期)